鄧曉芒（華中科技年夜學哲學系傳授）
傅小平（文學報記者）
一
記者：近期，賈平凹講述“文革”記憶的長篇《古爐》出書。“文革”敘事一向是國內近年文學寫作的熱點。前些年惹起廣泛關注的《兄弟》《后悔錄》《平原》包養網 《空山》《啟蒙時代》，這兩年出書的《蛙》、《河岸》等作品，雖然并不都是周全描寫“文革”，但“文革”至多是故事發生的主要佈景。盡管這般，這些作品對“文革”的反思，能否達到了相當的高度，在文學界內外包養網 一向是很有爭議的。
鄧曉芒：我認為，但凡把文學樹立在“反應”什么東西之上的文學觀，都是陳腐的文學觀。我不反對文學要反應什么，但我也不主張文學必定要反應什么，以為文學家擔負著社會歷史任務，要來反應某個歷史時代和事務，這是對文學家的苛求，甚至是貶低。文學要有更高的包養 任務，它不是反應，而是開拓，對人心的開拓。當然有時候它需求借助于反應來開拓，好比寫“文革”，這的確是一個對于開拓極為有用的題材，但也還有其他的題材。經歷過“文革”的作家，即便只是面對一只狗，一朵花，甚至一種感覺、一種幻覺，包養 也能夠開拓本身的心靈。關鍵是你找不找獲得那種感覺，那種全新的、以往沒有人經驗過的感覺。
這不在于你有幾多社會歷史經歷，彙集了幾多現實發生的故事，而在于你的氣度能否開闊和深邃深摯，能夠容得下人類各種連本身都覺得生疏的感情。用這種目光來看，反思“文革”就不是一個要為歷史做結論的事，而只是包養網 一個深刻本身內心的契機。
記者：幾年前思惟界與文學界有個爭論，部門思惟界人士認為，中國作家已經喪掉了思慮才能、品德知己和社會承擔。文學界部門作家在針鋒相對包養網 指出思惟界缺少“常識”、“閱讀量”、“感知力”，并強調文學有本身的特徵，而非簡單表達思惟的載體。應該說，這樣的辯護有必定事理。但是，我們考量一部作品，在請求其達到必定的藝術性外，還要看蘊涵此中的思惟的深廣度，這樣能否在文學寫作中展現出一種反思和批評的態度，就顯得特別主要。不過，以近年的“文革”敘事看，作為一種寫作態度的反思很年夜水平上是出席的，或說是可以存疑的。
鄧曉芒：前幾年所謂思惟家對作家的質疑，我也參與了，但很明顯，我是“思惟家”中的一個另類。我對當代作家的批評，所針對的包養網 也是缺少思惟性，但我所謂的思惟性，并不是其別人所習慣認為的品德知己和社會責任，而是對本身習以為常的人道、國平易近性的拷問。這種思慮不是單純理論上的，更不是用一些抽象的概念和年夜帽子來強求作家遵照，而是訴之于作家對時代精力的感覺。當代作家廣泛的問題是包養 感覺的遲鈍、陳舊甚至腐敗，他們以為用現代搞怪的伎倆來搬弄一些耳熟能詳的話題，就能夠生產出創新的作品來。他們絞盡腦汁搜羅一些奇希奇怪的故事，或許虛構出一些“魔幻”來，為的是能夠繼續吸引讀者的眼球。還有一些作家回歸日常生涯的儉樸，陶醉于老一套的鄉情、親情、友誼和愛情（“純情”），名為“現實主義復歸”。其實，經歷過“文革”以后，一切這些看來毫無疑問的人情世故都需求做一番徹底的批評和懷疑了眼才嫁給他。，它們最基礎不成能成為人道的最終歸宿，而剛好有能夠成為人道的欺騙性的面紗。
明天的“文革”敘事作品最年夜的缺憾就在于，作家們似乎都是站包養在岸上回頭觀賞過往的沉浮，為那些沒有能夠游到岸上的人們含恨唏噓；要么就是慶幸還有某些人道的角落沒有被“文革”的年夜潮席卷一空。其實最應該反思的剛好是我們明天所站立的這片看來堅實的地盤，它說不定什么時候忽然又會再次塌陷下往。當然也有一些作家把本身懸在虛無主義的空中，標榜本身的玩世不恭，他們自以為看穿了紅塵，似乎比後面兩種人要深入一層。但他們的致命的病癥是自我感覺傑出，沒有真正的苦楚，因此也沒有尋求，只要迴避和自欺，甚至是洋洋自得。
二
記者：假如說國內的文學缺少反思，難免會招來劇烈的批評。最典範的例子，當是上世紀80年月盛極一時的反思文學。但是，我們對建國后的文學做包養網 一回顧就會發現，文學的反思包養 似乎并沒有真正剝離開功用、實利的顏色。這不僅體現在文學的整體，即便是在統一個作家身上，也很少有一以貫之的。而事實上，反思并不是一個單向度的過程，它是有多面向、多維度的。任何反思都是一個需求包養 層層剝離，并由此不斷向深處掘進的動態過程。從這個角度看，我不以為當下的文學寫作，真正達到過它能夠抵達的反思。你是怎么懂得的？
鄧曉芒：上世紀80年月的“反思文學”年夜部門充其量只是一種“吾日三省吾身”式的反思，即檢討本身哪些處所背離或丟失落了既定的天經地義的原則，現在要把它找回來。“文革”中我們掉往了忠、信和品德的傳習，掉往了幾千年的親情孝道，現在悔不該當初。這種反思很是膚淺，它不是對這些天經地義的原則自己的反思，而只是以這些原則為標準的反思，但這些標準難道不恰是“文革”的原則嗎？“文革”雖然破壞了大包養網 家庭的親情，難道不是樹立起了對全平易近配合父親的親情嗎？忠不就是更年夜的孝嗎？由此發布“母親打錯了孩子”不是順理成章的嗎？所以這種反思必將落進“文革”思維的騙局，而不成能有新的衝破。
真正的反思還未開始，例如前不久提醒出來的“臥底”事務，幾乎全體知識分子都自愿地或潛在地成為了（現在叫）“信息員”，究竟是怎包養網 么回事？這些人畢竟是大好人還是壞人？現在寫農平易近和底層的作家多，寫知識分子的作家比較少。農平易近和底層當然要寫，其實中國知識分子骨子里也是農平易近；但知識分子是對中國農平易近意識表現得最為深入和淋漓盡致的一群人，作家不寫他們，實際上是回避寫本身，對本身包養 的內心深處“無可告訴”。當然寫本身也紛歧定就是反思了，也能夠是粉飾本身，掩耳盜鈴。人們以為寫本身是最不難的，許多作家都是從寫自傳開始的，但其實真正要寫出本身的靈魂來是最難的。而一旦寫出來，就具有廣泛意義，如魯迅的阿Q，其實寫的是魯迅本身，但又是整個國平易近的國平易近性，中國人誰敢說本身身上沒有一點阿Q精力？
記者：在現代文學史上，知識分子曾在分歧作家的筆下飾演了復雜的腳色。自上世紀八九十年月以后，知識分子則齊刷刷成了被解構的符號。于是，在良多作家的寫作中，知識分子成了被戲謔的對象。與此構成鮮明對照的是，在東方帶有濃厚反思顏色的作品中，擔當反思主體的多是知識分子，並且這種請求，也是命令。反思不僅僅是面向歷史的，它同時也是針對自我的，恰是從對自我的包養 無情剖解中，作者建構起了抵達歷史深處的路。若何對待這種反差？鄧曉芒：中國知識分子和東方的知識分子有一個最年夜的區別，就是他們與底層蒼生沒有最基礎的區別，他們就是代表底層“為平易近請命”的士年夜夫，自己出生農家，靠苦讀走出山村，載負著鄉親們的囑托而為全國國家謀好處。而他們為之服務的對象，往往是極其愚蠢昏庸，缺少素包養網 質的，但只需是年夜權在握，知識分子只能無條件服從。是以中國知識分子對本身的知識缺乏高貴意識，這些知識只是政治實用的東西，不被權力所用則毫無用處，叫做“懷才包養網 不遇”。像孔乙己這種懷才不遇的知識分子連老蒼生也是看不起的，他們本身更看不起本身，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他們對世俗權力有種天性的跪拜。
東方知識分子則自始就有一種高貴意識，他們自認為是和神直接打交道，對世俗權力有種不屑。而他們獨一能夠與神溝通的就是他們的內心靈魂。所以，他們的反思是擺脫了一切外界世俗目標干擾的自我拷問，一切外界環境和內部命運都成為了這種內心拷問的刑具。明天，我們良多自稱為獨立知識分子或不受拘束知識分子的人其實都還遠遠沒有達到這種境界，就更不消說普通的作家們了。年夜部門中國作家關心的只要兩件事，一件是在官方眼里怎么樣，在官方媒體中的排名怎么樣；一件是在老蒼生眼里怎么樣，書賣得怎么樣。所以他們的作品多半不是媚上就是媚俗。
記者：以反思為主導的作品，因為面對的是歷史，往往被認為是指向過往。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誤解。事實上，只要對過往、現在和未來的整體性懂得，才能夠有真正的反思。以此觀之，我們又必定會碰到一個難題，當下所處的消費時代自己就支離破裂，在后現代的社會沐堅定的說道。語境里，人已然被扯破成了碎片。在這樣的佈景下，該若何樹立起對生涯的整體性懂得，進而對過往的包養網 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
鄧曉芒：的確這般。真正的反思是面對永恒的，東方19世紀的文學就已經達到了這一洞見，而我們至今還逗留于歷史相對主義和《資治通鑒》的程度，即借用歷史的反思來解決眼下的一些具體問題。當前的消費社會使一切深層次的思慮都被邊緣化了，這其實是一切歷史的慣例，試看歷史上那些振聾發聵的思惟家，哪一個不是在對當時社會的廣泛沉淪敲響警鐘？卻是在那種真正的承平亂世，文學反而沒落了，這就是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我倒認為，明天的中國社會恰是詩家幸運的時代，中國人的人心從來沒有像明天這樣被各種分歧文明撕成這般不勝整理的碎片，因此在時代精力的深處已經發出了這樣的呼喚，即請求作家從頭對中國人的精力生涯樹立起全新的整體性懂得。但遺憾的是，少有中國作家意識到本身所處的這樣一個文學泥土肥饒的時代，他們太喜歡媚俗了，他們歷來只以老蒼生對本身生涯的整體性懂得為創作對象。一旦這個對象自己分崩離析，他們就無所適從。當代中國和其他國家比起來，充滿著文學創新的各種契機。種種全新的觀念與中國特有的傳統和國包養 情的結合更是史無前例的，不單中國沒有，全世界都沒有。所以，當此世界文學日顯式微之際，其實是中國文學突起的最好時機。但中國的作家包養網 由包養網 于思惟境界太受局限，又不愛學習，至包養網今還沒有接過時代的機遇，他們整體上辜負了他們的時代。
三
記者：隨著網絡、影視等新前言的發展，文學表達的空間正在不斷遭到擠壓。與之相關的是，傳統文學，特別是小說所賦有的反思和批評的效能，有一部門正被別的載體所替換。或許，恰是在這個意義上，卡爾維諾預言小說的未來必定是輕逸的。反思卻往往意味著繁重，同時，還意味著我們必須得做出諸如善惡、包養 美丑等價值判斷。這似乎也不合適文學特別是小說發展的趨勢。至多我們當下的良多作品，經常以“人道是復雜的”為由，把一切的“判斷”都懸置起來。這般，當然可以讓小說變得圓滑，卻也增長了思惟的惰性。聯系到小說令人憂慮的遠景，文學的反思若何能夠？
鄧曉芒：自從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文學符號就成為了文明的重要載體，這是有其必定性的。因為文字自己是表達思惟的，它的外形只具有象征性而不具無形象性，中文雖然是象形文字，但本質上也是象征思惟的。而思惟是一個文明包養 的精華，是一切無形物質文明的靈魂。所包養網 以我不認為網絡和影視能夠完整代替文學的效能，它們只不過表白明天的人們在審好心識方面有了更多的選擇空間罷了。
至于文學中的價值判斷，倒紛歧定與文學的發展背道而馳，問題是這種價值判斷的深度若何。須生常談的價值判斷當然是不適合于文學的，它們可以到影視文明中往包養 盡情表達，老蒼生百看不厭。但文學的長處是能夠振聾發聵，甚至與世俗相對抗。這包養 就是思惟性，這種思惟性不是說教，往往一個有思惟性的作家這怎麼發生的？他們都決定同意解除婚約，但為什麼習家改變了主意？莫非席家看穿了他們的計謀，決定將他們化為軍隊，利不見得本身能夠意識到這種思惟性，但他有敏銳的飽含思惟的感覺。這說明了文學的不成替換性，但只要一個有思惟的平易近族才幹意識到這一點。假如有一天，文學完整被影包養 視和網絡所代替，就證明了這個平易近族的徹底沉淪。
卡爾維諾的“尋思之輕的東西”不是說不要反思，而是經過了繁重的反思才達到的境界，即“舉重若輕”。這種繁重的反包養網 思不是要沉陷于對世俗品德和氣惡的稱量，而是要在靈魂的基礎處升華，成為“宇宙聰明的一部門”。卡爾維諾要為未來“新千年的文學”做“備忘錄”，當然必須輕裝上陣，高蹈輕盈，他的肉身雖然一樣的繁重，他的精力卻早已飛向了一個不受物質拖累包養 的靈明的世界。明天依然堅持這種幻想主義的豪情的作家已經未幾了，人們更欣賞的是昆德拉式的憤世嫉俗。昆德拉可以占領影視，但必須把文學留給卡爾維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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